英国经济学家皮考克和威斯曼在20世纪60年代初对英国1890年以后的财政支出历史数据进行了经验分析，认为在正常年份财政支出呈现一种渐进的上升趋势，但当社会经历激变时（如战争、经济大萧条或其他严重灾害），财政支出会急剧上升；当这种激变时期过后，财政支出水平将下降，但不会低于原来的趋势水平。这就是所谓的梯度渐进增长。因其理论实质上揭示了财政支出增长的两类原因，即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故也称之为内外因素论。

财政支出增长的内在因素是指公民可以忍受的税收水平的提高。

一般来说，政府的意愿是财政支出越多越好，这样可以使政府的权力不断扩大；而民众的意愿是税收负担越低越好。政府的征税水平一旦超过了公众的忍受限度，他们就会通过手中的选票行使否决权。因此，政府的财政支出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税收水平的制约。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即使税率保持不变，税收收入也会随之增加，从而使财政支出与GNP呈同步增长。

财政支出增长的外在因素是指社会动荡对财政支出造成的压力。在危急时期，私人部门无法解决战争、饥荒、经济危机等所造成的种种社会经济问题，只有政府采取行动才能缓解这些灾难对社会、经济的消极影响。因此，此时的财政支出必然呈阶梯式上升。皮考克和威斯曼利用三个相互联系的概念即置换效应、审视效应以及集中效应，分析了非常时期的财政支出增长过程。

1.置换效应

置换效应包括对以前财政支出水平的置换和对私人部门支出的置换。前者是指在危急时期，新的、较高水平的支出（税收）替代了以前的、较低水平的支出（税收）；而在危急时期过后，这种新的支出水平因公众的税收容忍程度提高而不会逆转；即使支出水平有所下降，也不会低于原来的趋势水平。后者是指在社会总资源的配置中，私人部门的份额因公共部门的份额增加而减少。也就是说，在危急时期，财政支出在一定程度上会取代私人支出，而且财政支出的增加呈阶梯状。

2.审视效应

社会动荡暴露出许多社会问题，迫使政府和公众重新审视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各自的职责，同时我们意识到有些社会经济活动应当纳入政府的活动范围，公共部门需要提供一些新的公共物品。与此同时，随着公众觉悟水平的提高，可容忍的征税水平在危急时期过后明显增加。这样，公共部门规模的扩张、财政支出规模的增长趋势不可避免。

3.集中效应

在非常时期，中央政府显然要集中较多的财力，甚至会发行大量国债以满足其猛增的需求。即使在正常时期，为了促进经济增长，中央政府的经济活动在整个公共部门的经济活动中所占比重也具有明显提高的倾向。